档案事业文化筑魂
档案事业文化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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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研究热的兴起,给档案事业的转型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让历来“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的档案部门出现了档案文化研究的热潮,这种文化自觉,将会使我们从当前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的视阈实现新的突破,以更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去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档案事业。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档案工作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了,尽管其社会化程度很低,但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经过多年的积累,档案文化构成了影响档案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我国的档案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家法律和行政领导,档案体制也非常严密,但在实际中,总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抵消着我们的积极努力,使档案事业的发展远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档案法》的相关条文应该是档案行为的底线,却成为档案部门迟迟无法实现的最高目标,法律赋予社会公众的档案权利也迟迟得不到落实。档案部门抱怨社会的档案意识不强,而公众却埋怨档案部门开放档案不力,这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档案文化的现实存在。因此,档案文化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
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时间还不太长,在“文革”前,档案事业的目标定位十分明确: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受到社会转型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档案部门工作目标开始显得越来越不明晰。在谋求新的定位过程中,由于文化基础的薄弱,又急于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开始追逐社会的热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讨论转变的问题。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服务民生、社会化服务,一路走来,提出过诸如专业户档案、旅游档案、信用档案、民生档案、幸福档案等等应景的服务目标,使档案工作变成一种短期的功利行为,失去了对档案工作的长远目标的思考能力;在管理理论上也出现过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前端控制、大文件观、大档案观,但由于对档案的文化内涵理解的缺失,在研究和实践中也使档案的这一特定工作对象与其它相近事物混为一团,使档案沦为一种普通的工具和信息,档案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离其文化内涵越来越远。
我们管理和研究的对象是档案。档案虽只是人类社会记忆功能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但记忆什么,怎么记,为谁而记忆,则涉及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涉及到社会整体的利益,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档案并非是一种自然物,而是一种社会产品,档案凝结着复杂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档案事业实际上是社会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她维护的是社会中获得档案权利的群体的利益,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档案权利的公平与否,也是检验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只有在这个问题给予了合理的理论解释,档案事业才能获得广泛的文化基础,建立起合理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学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档案事业才会有自己的灵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作目标。
埃思说:“档案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反映了每位公民的生活,而这种社会文明和公民的生活的性质和本质是文化。”档案是与我们国家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承担的是维护国家文化财富的责任,档案事业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具文化特征的事业,我们更应该从文化方面理解我们的责任。
尽管当前档案文化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一部分研究者还沿用过去的思维定势,对档案文化作简单和错误的理解。我们应该认识到:档案文化,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探讨档案如何为文化服务,档案文化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对自身文化基础的研究,使档案文化作适应性转变。如果我们在对档案的文化认识上取得一致,我们就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构筑起一个对话的平台,从而杜绝在具体实践中给档案胡乱贴标签的现象,从而使档案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从政治文化向社会文化的转变,承担起维护国家的灵魂和宗旨的功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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