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的“档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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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我们在街头上随意问一位行人“谢伦伯格问题”，看到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诧异：档案？与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政府管的东西。社会公众对档案的漠视、无知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有史以来，档案都是当权者掌控的资源，是进行管理的工具，社会公众会被置于档案管理的事务之外。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档案是存在的，但与自己无关。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观念，同时也是缺乏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的一种表现。

档案一经产生就与利益有着极大的关系。人类早期的记忆方式——结绳、刻契，就是在出现剩余产品产品后，人们进行交换、借贷、分配时的符号，在文字出现之后，便有了完整的货物仓储的清单，以抵御仅凭大脑记忆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文字体系完善之后，人们便用于管理和文化创作，存储起来作为档案成为社会信息控制的机制，是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也是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社会的控制资源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为当权者所掌控，为巩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其他社会成员则被排除在档案事务之外，即使朝廷的“学士大夫也罕有至其地”，而“终身不得窥一字”。千百年来的这种档案管理模式，使社会公众的字典中缺失了“档案”一词，也导致自己的某些基本权利的失落而不自知。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其实就生存于档案的控制之中，谁也无法超脱于档案之外。人一出生就得上户口，进入当地的户籍档案，以此来确定身份；上学后就会有学籍档案，如若缺失，则无法顺利升学；参加工作，单位则会为你建立人事档案，对你的升迁具有重大意义；在工作中，则会大量产生文书或科技档案；结婚成家，则会有婚姻登记，确定其合法性；购房购车，有关部门则会为你建立相关的财产档案；你要创业，则会建立你的工商档案、企事业档案；你生病住院，医院会为你建立病历档案……，可以说，每个人的每一项社会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档案，同时，离开了档案，也许什么事也干不成。档案，就这样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大家都非常轻视档案，认为与己无关。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只是被动地生活在档案之中，并没有得到相关的档案权利，而承担着档案的带来的一切后果。这是因为传统的档案管理体制是社会的权力部门管理档案，则剥夺了被管理者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档案实质上成为了管理者控制被管理者的一种工具。户籍档案确定了你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你无权自己改变身份，即使你进城了，也是农民工；单位可以利用人事档案限制你的流动……，同时，由于管理者对档案管理的失误所引发的后果，却要由对档案事务没有任何控制权的事主来承担。对档案的漠视和无知，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意味着将面临着自身权益被侵害的风险，可惜，我们的公众很少有人能意识这点。

公民意识的提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档案意识的提高。因为民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档案是知情权实现的最重要的资源。《档案法》颁布已经多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已经发布，党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赋予了社会公众利用档案的权利，但由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公众对这种权利的突然降临感到陌生，也无力正确地使用这一法定权利。当然有关档案管理部门也不愿就此失去对档案特权带来的既得利益，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的行为中沿袭着传统的工作方法，消极地应付着档案开放政策。这就是当前档案工作的基本现状。

对公民档案权利的实现，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档案部门自身的改革，更应该激起社会公众档案意识的觉醒，利用社会力量来促使事业的全面改革。让档案真正成为一种公民共享的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激活社会公众的文化创造力，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